“心”访谈| 汪凤炎：做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
汪凤炎，男，1970年3月生，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一级学科带头人，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人类智慧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主攻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3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与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和2018年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和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1. 您是如何开始心理学研究生涯？为什么对心理学感兴趣？为什么选择目前的研究领域深耕？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汪凤炎：在20世纪八十年代那个考大学被视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我与当时很多来自农村的高中生一样，虽对大学充满了憧憬，实际上却对大学一无所知。上大学之前，既从未见过真实的大学校园，更从未有人向我讲述过哪怕点滴的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考上大学了便能“鲤鱼跳龙门”，一切难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样，作为一名高三学生，当时我只偶尔会想一下能否考上大学的问题，从未想过诸如“若考上大学了，应综合考虑哪些因素来选择自己的专业”之类问题。1989年7月高考结束后，考生开始估分，以便填写高考志愿。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热心肠且待学生极友善的老师在听到我估出的高考分数后，非常认真且直率地帮我分析道：“结合近几年来我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与今年我省的高考形势，以你目前估出的分数，估计你能考上本科，但估计上不了重点。同时，鉴于师范专业属于提前录取专业，如果你报考江西师范大学，将肯定会被它提前录取。考虑到你是文科生，如果你选择江西师范大学的中文或思政专业，本科毕业后很可能会回到县里的中学当一名语文或政治老师，选其他专业以此类推。在县里的中学当老师不但工资低，社会地位低，而且极其辛苦。所以，我想来想去，建议你报考江西师范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去年（即1988年）才首次招生的新专业，今年才是第二届，目前还没有毕业生，估计将来你毕业后即使回来，至少也能去县教育局，这比回县里的中学要强得多。”听完这位老师满怀善意且合情合理的分析后，我便毫不犹豫地在我的第一志愿上填报了江西师范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等高考分数公布后，果如我所料，我的高考分数与我先前的估分极其接近，后来我便顺利地考取了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教育管理专业，成为教育系1989级的一名大一新生。随后经过大一、大二两个学年的学习，我对教育管理专业有了初步认识，发现该专业可以说是当时全校最不实用的专业之一。因为，若果真学了中文、思政或历史等专业，本科毕业后到中学至少还能名正言顺地教中文、政治或历史等课程，而学了教育管理专业到中学能教什么呢？难道真能去县教育局或中学从事教育管理工作？须知，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将管理视作一门科学；并且，由于种种因缘巧合，当今中国可能缺东缺西，唯独不缺少管理干部。到了大三第一个学期临近学期末的某一个周末，我去找一位同专业的1988级的老乡学长聊天，当时他已是大四，即将毕业。我问起他的毕业分配情况，他顿时愁容满面，许久不吭声，几声长长的叹息声过后，才勉强挤出了一句话：“根据‘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我估计我将分回县里，但县教育局肯定是去不了的，估计会去县里的中学打杂吧。”“打杂”的意思我知道，就是“到时学校有哪门课没有人上，就让你去上”之意。这进一步验证了我脑海中“教育管理专业是大学中最不实用的一个专业”的想法。“我命在我不在天”！既然可以预料到的结果非自己所愿，为什么不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呢？自此之后，我便萌生了通过考研来改专业的想法，以免让自己一年后也陷入像学长那样的窘境。 所以，对我而言，选择考研并想通过考研来换一个专业，在当时实是一种无奈选择！我下定决心准备考研的时间大概在1992年春季（大三第二学期），那时高校和像中国科学院之类的科研机构还未扩招，不但硕士点数量极少，而且硕士生导师也极少，导致全国的硕士生招生规模极小，一个高校或一个研究所的某个一级学科专业一般只有一个硕士点，一个硕士点一年至多只招4-5位学生，考研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很多大学生都担心英语和政治两门课程考不过，因而不敢报考。说实在的，我也有此担心，尤其是担心英语考不过，但又不想大四毕业时让自己身陷困境，希望能多一种可能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上。在选择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时，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是出于省钱（若要报考外省的高校，需去外省高校面试，这需要一笔路费，当时我手头拮据，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又不好意思问家中要）和便于准备以增加考中概率的念头，我报考了江西师范大学的普通心理学专业，指导教师填写了杨鑫辉教授。之所以报考心理学专业，是因为当时江西师大的教管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融汇了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江西师大当时本科没有心理学专业），这样，相对而言，对心理学有更多的了解，考上的概率要大一些；之所以报考普通心理学专业，是因为当时江西师大心理学只有此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之所以报考杨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是因为此前杨老师虽从未给我上过课，我也从未见过杨老师，不过，作为当时江西师范大学的名教授之一，我早已耳闻杨鑫辉老师的大名。主意定下来后，当时我也曾想过去上点考研辅导班，可是囊中羞涩，最后硬是一个考研辅导班也未上，只是自己在认真复习。好在天遂人愿，当年我以各门单科成绩与总分均过线且总分为370分的成绩考上了，成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普通心理学专业1993级的一名硕士生。因杨老师以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出名，我的研究方向自然是中国心理学史。在研二的暑期，也就是1995年7、8月，我有幸到江西庐山莲花洞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不但认识了一批来自中国台湾与香港的著名心理学家（包括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等先生），而且结识了一批来自国内其他知名重点高校（类似于后来的“985”和“211”高校和当下的“双一流”高校）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科研机构的研究生，让我的学业和视野都有了较大提升，也知道了自己在专业上与他们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在此过程中，我萌生了考博的念头。恰巧1995年春，杨鑫辉先生从江西师范大学调入南京师范大学，1996年杨鑫辉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基础心理学专业率先在全国招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我也有幸于1996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为杨老师的首届（也是国内首届）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随后又开始了三年的博士生学习。经过硕士生三年和博士生近两年总计约五年的中国心理学史的学习，我从原先站在中国心理学史这一心理学史分支学科的面前，充满了好奇，却不知从何处推门而入的状态，逐渐成长为已较系统、较熟练掌握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知识的博士生，对中国心理学史的认识逐渐系统而深刻。更重要的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今“谈史色变”的中国心理学界，若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仅限定在中国心理学史方面，将来连“生存”都会成问题。再联想到燕国材教授和杨鑫辉老师指导的中国心理学史方向的硕士生在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改行的事实，让我进一步萌生了改研究方向的心思，但仍在犹豫，毕竟硕士和博士读的都是此方向，既有一定的底子，对它也有一定的感情，若不继续学习和研究它，那该以什么作为自己将来的研究方向呢？当时心中虽纠结万分，却不敢贸然向杨老师提及此事，毕竟中国心理学史是他心爱的研究方向，作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为此付出了太多心血。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当我正处于志业（杨国枢，1998）选择的困惑期时，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1995年暑期送杨国枢先生去 庐山莲花洞疗养院时他讲的一段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国枢先生。1995年暑期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将在江西庐山的莲花洞疗养院举办。在此之前，刚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的胡竹菁老师被分配到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工作，他给我带来了此消息。随后，胡博士、 童辉杰老师和我三人有幸考上了这期研讨班。当时，三人中，他们二人都是老师，只有我是学生（二年级的硕士生），故接送杨国枢先生从南昌前往莲花洞之事自然就由我来具体负责。这让我有了生平唯一一次与杨国枢先生独处几个小时的机会。我记得当时乘坐的是由江西师范大学安排的一辆伏尔加牌进口小汽车（由杨鑫辉老师事先沟通好）。除负责开车的司机外，车上只有杨国枢先生和我二人。一路上杨先生精神特佳，与我一路聊到莲花洞。可惜当时我没手机，也没有录音笔之类的录音设备，又未及时做记录，时隔多年，绝大多数聊天内容后来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记得特别牢，后来我将其写进了2008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心理学思想史》（p.708）： 杨国枢先生 说他在1975之前所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不需再提的研究，因它们缺少自己的“灵魂”（杨国枢，1993）。言下之意是，他更加看重自己1975年以来所做的研究。 而杨国枢先生自1975年以来所致力做的事情正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1987年以前称“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1987年以后改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杨国枢，1993）。 既然 像杨国枢先生这么著名的心理学大家都敢和过去说再见，都能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我一个穷学生还担心什么呢？这既坚定了我换研究方向的决心，也让我明确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路径：研究方向就是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而不能紧跟西方心理学走， 至于用什么名称来命名自己的研究方向，当时还未想清楚；研究路径是，先要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建构出吻合中国文化传统、有较高文化生态效度的心理学理论，再做实证研究，不能按西方心理学的套路机械地或盲目地做实证研究，否则，即便发表了一堆实证性论文，因缺少自己的“灵魂”，迟早也是要丢进垃圾筒的！其中，研究方向的命名更关键，毕竟“名正则言顺”。这样，大约自1998年春季学期（博二第二学期）开始，我开始认真思考将来的专业出路和专业方向的命名问题：一方面，我觉得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里蕴含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值得进一步作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太过狭隘，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够紧密，再加上现当代中国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向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和本土心理学思想传统的传统，中国心理学史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经过深入且细致的思考，我发现将“中国心理学史”改成“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益处至少有四：第一，有助于促进吻合中国文化传统、新体新用式心理学新学科体系的建设；第二，中国文化心理学比中国心理学史的舞台要大得多；第三，中国文化心理学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空间；第四，等将来条件成熟时，也便于与国外同行交流。 毕竟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心理学（广义的，包括跨文化心理学、狭义的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与心理人类学）比心理学史有更大的影响力（汪凤炎，2019，pp.2-10）。于是，经过再三权衡，至迟到1998年11月上旬时，我便暗下决心，等我博士毕业后，一定要将研究方向从原来的“中国心理学史”改成“中国文化心理学”（汪凤炎，2017），将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自己从事一生的志业。 自1999年6月博士毕业以来，虽然我也将一部分精力用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却将主要精力花在了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上，二十几年来，我从事中国传统心理养生思想、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智慧心理学和中式自我的研究，实际上都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换言之，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除了撰写并不断修订《中国文化心理学》一书，以试图从宏观上逐渐建构出日渐成熟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体系结构外，在微观上主要是以心理养生、德育心理、智慧心理与中式自我等四个主题为切入口，从中也可看出我的兴趣点在研究中不断在深化：先是童年时体弱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1989年9月考入大学后通过学习心理学又发现，身体健康而心理不健康的人不但无法干好“革命”，甚至最终有可能会因患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而自杀。所以，《文子·下德》说得好：“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于是关注个体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于2000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一书。随后发现个体仅有健康的身心还不够，还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否则，一旦做出伤天害理的愚蠢之事，轻则招来牢狱之灾，重则有可能被判死刑，故又开展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并于2002年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书。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真正健全的人除了身心健康与品德良好外，还须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否则，易成为无用的好人，或易上奸诈小人的当，于是开始探讨品德与聪明才智之间的关系。不过，我当时并未想到用“智慧”这个术语来加以概括，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智慧心理学这个领域，毕竟在此之前我既从未听人说过它，也从未触及过智慧心理学的文献。自2004年春季学期起，我由一个偶因开始进入智慧心理学领域，拙著《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增订本）的“增订版自序”里已有阐述（汪凤炎，郑红，2022），并于2014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智慧心理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一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对中式自我有了较多思考，并于2019年开始陆续发表围绕中式自我的一组论文，逐渐建构出自我的太极模型。以上便是我30余年来学习和研究心理学所走的心路历程，走得虽嗑嗑碰碰，却无怨无悔！
2. 您的导师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您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导师的思想传承？您在哪些方面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 汪凤炎：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均是杨鑫辉先生。我在中国心理学史上的素养均得益于杨先生的精心指导。借这次访谈的机会，我要再次诚挚感谢导师杨老师多年来对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杨先生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如对人的无限宽容（如，我从1993年年初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接受杨老师的指导开始，至今和杨老师交往已将近30年，从未见过杨老师批评学生）、语言和文字功夫上的高深造诣等，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虽心向往之，可惜我资质 愚钝 ，直至现在均未学会，未得真谛，说来既惭愧，又遗憾！ 我做博士后时期的指导老师是鲁洁先生。在与鲁老师的交往过程中，我逐渐深刻体会到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里的一段话描述鲁老师特别贴切：鲁老师其人也，“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徹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沦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鲁老师完美的人格深深感召着我！同时，每一次与鲁老师的交谈，都让我有一种“胜读十年书”的感觉。鲁先生已于 2020年12月25日 驾鹤西去，但永远活在我心中，借这次访谈的机会，我也要再次诚挚感谢导师鲁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样惭愧和遗憾的是，鲁老师身上有许多宝贵品质，如做学问的大气、见解的超前与独特等，我至今也仍未学会。 在我求学过程中，还得到过很多老师的无私指导和帮助，如上海师范大学的燕国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朱小蔓教授，新西兰皇家学院院士伍锡洪（ Sik Hung Ng ）教授，以及我在上 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时遇到的以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三位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老师，他们都是我人生尤其是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人生导师 。借此机会，诚挚感谢多年来他们对我的无私指导与帮助！ 上述老师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我至今都学不好，不过，多年的潜移默化，还是从上述诸多老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不但获得了丰富的有关中国心理学史、德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受到了较扎实、系统的方法训练和思维训练，更重要的是，使我切实体会到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深刻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学人应具备为学术而奋斗与奉献的精神，为后来我从事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感恩、感谢他们！ 3. 您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最骄傲的工作是什么？您认为您对心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汪凤炎：从1989年9月读大一开始接触心理学算起，到现在为止，我只能勉强算是一位有30余年学习心理学的“老学生”。弹指一挥间，我人生最宝贵的30余年就过去了。在这30余年中，我也曾努力过，且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学习和钻研心理学，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对心理学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仅做了三件虽在别人看来可能意义不大、但在我自己看来却是刻骨铭心的事情：（1）自1998年11月起，20余年来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有幸遇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时代大背景，在众多前辈、老师和同仁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心理学”一词从开始时几乎无人问津，到当下逐渐成为一个时髦词，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者有了中国文化自信，大家共同努力，假以时日，“中国心理学”（其实质一定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只不过，当大家都重视中国文化后，“文化”二字就可省略了）一定能建立起来。（2）自2004年春季开始进入智慧心理学领域，通过18年的努力，让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智慧心理学。（3）培养了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其中有些学生现已小有成就，潜力巨大，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真心祝福他们将来取得更大成绩，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4. 您认为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目前最新进展如何？未来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汪凤炎：我在学习心理学过程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时已有交待，这里就不赘述了。 目前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两个领域。在中国文化心理学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是初步建构出自我的太极模型，和我的科研团队一起，围绕它发表了一组论文；在智慧心理学领域，对智慧的定义与分类、所罗门悖论、智慧纳建等主题的研究有所突破，发表了一些中英文期刊论文，编著了《智慧心理学》教材。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研究由此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但愿同仁们都能抓住此良好发展机遇，事业更上一层楼！ 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将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向更深、更广方向推进时，对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如， （1）既要有中国文化自信，又要有世界眼光；（2）既要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功底，又要具备较扎实的外国尤其是西方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功底，并要“进得去，出得来”；（3）既有较强理论分析与建构能力，又有熟练的实证功夫。 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在求学阶段要受过良好的教育（如，要有扎实的中西哲学功底；英语要真正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要熟练掌握心理学常用的实证手段和方法等），在工作之后要继续坚持终身学习观，且要有良好的科研心态，如真心喜爱科研，即出于“诚”而不是出于贪（贪名贪利）或怕（怕找不到好工作、怕申请不到课题、怕发不了论文之类）去做科研。这种高端人才最好不是1-2个，而是要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一批批地涌现出来，才能将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更好地向前推进。如何培养和物色到这类优秀人才，并让他们来后能“留得住”，这是极具挑战的一件事情。 5. 您接下来的研究想法或研究计划是什么？未来10年将会聚焦什么问题？ 汪凤炎：除了继续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外，继续推进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断推进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智慧心理学教材的建设，让更多的学子能有越来越佳的教材可以使用。概要地说：一方面，继续完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体系建构，争取每隔几年推出《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修订版或增订版，同时，计划出版一本《中国文化心理学》教材，此前都是以专著《中国文化心理学》（2015年已出至第5版）或《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上下册，2019年第1版）临时作教材，但它们太厚了，也太贵了。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智慧心理学》教材的建设，该教材2019年经评选后入选“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编号：2019-2-253），原计划是2020年出版的，后因新冠疫情的突然出现，延至刚刚才出版。“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接下来随着国内外智慧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将及时出版该教材的修订版。 二是，计划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开展系列实证研究，不断完善自我的太极模型、孝道三维模型、 双元谦虚模型、 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愚蠢的德才欠缺理论。
6. 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大多由西方世界主导，您认为建构基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心理学思想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路径？如何努力实现“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怀”，在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汪凤炎： Kluckhohn 与 Murray (1953, p. 53) 曾说：“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a)像所有其他人，(b)像一些其他人，(c)不像其他人。”（ Every Man is in certain respects (a) like all other men, (b) like some other men, (c) like no other man. ）这意味着，中西方人心理与行为之间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还不足以大到可以建构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学出来。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固然极其重要，却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如建构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论，等等。 虽然中西方人的心理是有同有异，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求同式研究做得多，求异式研究做得相对较少，自然降低了中国心理学的价值和文化生态效度，导致“中国心理学”至今未真正建立起来，今天中国的心理学是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之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想将中国文化妥善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构建心理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须从三方面入手： 一要贴近中国文化去准确理解一些重要术语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若能适当创造一些吻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术语则更佳。 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些原本很地道的中国文化术语一旦随意译成英文或按西方心理学套路去研究时，其精髓就丢失殆尽。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对于那些原本在汉语古籍里已有的术语，今人在使用时一定要贴近中国文化去准确理解其内涵。另一方面，有价值且新颖、独特的思想往往是由有价值且新颖、独特的概念来承载的。因此，说一种文化或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正是由于此种文化或此人创造出了一个、多个或一系列为其所处学术共同体内的一些同仁（甚至包括一些“外行”人）熟知的有价值且新颖、独特的概念。所以，衡量一个人或一种文化是否有原创思想，其内在标准是看其是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其外在重要表征是看其是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概念或是否对旧概念成功赋予了新解释？ 二要彻底放弃未真正将中国文化放进研究中的高级与初级做法。 “高级做法”是：“在外国顶尖的学术杂志内去找研究题目，找出能反驳或补充他们研究理论的想法，成立假设，然后用实验或问卷所得到的数据去支持、修改、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论。这样做，我们的研究才能与西方的研究分庭抗礼，被登在那些顶尖刊物内，然后成名，有经费支持、有学生追星，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杨中芳，2013）。这种“打补丁式”、“跟班式”或“打一枪换一炮式”研究作为练笔是可以的，若作为做学问的“终南捷径”或“不二法门”，从表面上看很光鲜，到头来却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自己的术语、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不可能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式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重复性研究，由此产生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从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转载率和论文绝对数量等外在指标看，某些学人的科研成果颇为辉煌，并由此而在国内获得许多荣誉；不过，若从思想的原创性角度看，即便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却无法从中概括或提炼出高水平的原创性思想。这是中国心理学界至今未出现世界一流心理学大师的深层原因之一（汪凤炎，2017）。并且，这种只研究西方社会塑造给我们的“人”，而把中国人自身所处的文化与社会完全舍弃的做法，即便所获成果能够在高影响因子的英文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也很难用来准确描述、解释、理解、揭示、预测和适当调控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多数西方心理学研究者眼中的“人”常较抽象，都去了血、刮了肉，好像在X光片上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样大家当然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人”究竟是在文化与社会中生活的，心理学终究是要将文化与社会放进去，才能让大家彼此看清各自在灌了血、填了肉之后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才能更贴切地理解那些与自己日常交往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做，才能更和睦地与他们相处，才能更准确地去帮助有适应问题的人（杨中芳，2013）。如果说一些“行家里手”擅长上述高级做法，那么一些“菜鸟”的做法就更初级：（1）仅在文中引一段或几段古文；（2）仅将主试和被试换成中国人；（3）仅使用中国材料（如唐诗宋词）作为实验材料；（4）仅在论文的“讨论”部分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笼统的变量加以考虑，随后又出现循环论证；（5）缺少吻合本土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工具，仅用“互译（先将英文译成中文，再将中文译成英文，看前后两个版本的英文之间的吻合程度高低：吻合度越高，表明译得越准确；反之亦然）”方式将外国人编制的量表或问卷译成中文，随后再对其中的某些题项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就以为完成了量表或问卷的中国化工作，然后就可以拿来使用了；（6）仅通过增加或减少1-2个自变量的方式将外国人提出的研究范式予以中国化 （ 汪凤炎，2017）。 三要通过两种方式真正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以期提高研究的原创性水平： （1）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中的独有问题。因为这类问题是中国文化独有而外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所没有的，自然无法直接从“洋和尚”那里“取经”，也无法照着“洋葫芦”画“瓢”，故最能考验研究者的中国文化功底，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心理学的干扰，从而最有可能做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成果。（2）在研究与西方人共有的问题时，须在对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包括术语使用）、内涵把握、实验/问卷设计、分析与讨论等环节都细致展现中国文化对此问题的重要影响。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庞杂的概念，其内包含许多从表面看观点各异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内容，只有在具体研究中将其细化，才能看到相应的中国文化因素对某种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影响；若泛泛而谈，不易看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某种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者若想将中国文化真正放进自己的研究架构中，就须先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从中国文化的内部来观察和思考中国人对此问题的重要或独特认知；在此基础上，再在自己的研究理念、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实验设计等环节上自觉地融进中国文化，并尽量使用经典中式术语（在这样做时可以适当地对其作一些与时俱进的解释），或对来自西方心理学的术语作既吻合西方文化原旨又尽可能多地吻合中国文化的界定与翻译，才有可能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研究中。至于最终是否真的做到将中国文化巧妙地融进自己的研究中，还须运用深度比较法与专家评判法来审定，并最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7. 您认为心理学如何更好的走出象牙塔，走入寻常百姓家？心理学能为改善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提供哪些指导和助力？心理学如何助推美好生活？ 汪凤炎：对于心理学这种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学科而言，学术研究、应用研究与科普工作本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通过形式多样、方式灵活、频率较高的心理学应用和科普工作，可以增进广大民众对心理学的认识与了解，提高日常生活对心理学的需要程度，这样不但可以为心理学学术研究提供一些鲜活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资料，而且可以激励心理学研究者去大力开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心理学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一些心理现象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规律，不但可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心理难题或问题得到科学解释，而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手段与方法，从而能提高人们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可惜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唯论文、唯课题、 唯帽子、唯职称、唯奖项、唯学历 ，许多心理学研究者都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纯学术性研究上，不关注心理学的应用和科普工作。心理学要想有更好更大的发展，理应有多种样式，多种评价标准，方能让心理学走出象牙塔，走入寻常百姓家，才能为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提供更好的指导，才能让心理学助推百姓的美好生活。
8. 您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培养了很多学生。您对学生的教育哲学是什么？您认为我们应当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当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汪凤炎：作为一名有20余年从教经历的高校一线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分。到目前为止，我指导的各类硕士生累计起来有143人，博士生有17人，上过我主讲课程的本科生的人数就更多了。通过不断的摸索与体证，我越来越相信《坛经·行由品》里的一句话：“迷时师度，悟了自度。”这是说，教育要持发展的视角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充分考虑“时间”这个变量。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学生初学某门功课时，因为他们对所学内容毫不知晓或知之甚少，这时就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依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课程本身的逻辑发展线索和教学目标来确定教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等，然后组织有效的教学。需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主体性，而不能将学生当作一个个没有任何主体性的“空心的有机体”看待，然后想当然地为学生指定学习内容与学习方法等。当学生在某门课程学习上已拥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学习习惯后，教育又要转向以学生的主体性为主，教师的主体性为辅，教师要及时隐退，不能越俎代庖。一句话，要妥善坚持双主体论的教育理念，才能够有效融会贯通“教师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两种教育理念的长处。 当今世界变化太快，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培育德才一体的智慧型人才，方能做到以一变应万变。当然，由于不同行业对德与才的具体要求不同，德才一体的智慧型人才不但有水平差异，更有类型差异，其内蕴含的是一种多元智慧观。作为教师，就要通过平日与学生的交流，尽早摸清学生的志向与才华类型，然后予以因材施教。例如，有的学生想硕士毕业后工作，有的学生想硕士毕业后考博士，想硕士毕业后工作的学生，其工作指向的行业也有差异，有的想进中小学当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有的想考公务员，有的想进公司……，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宜早点提醒他们做好相应的准备，学到相应的才华，方能让他们尽可能从容应对。多年来，我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收益却大有不同。听得进去的学生往往发展得更好一些，不过，“事非经过不知难”。有时，无论你如何苦口婆心去引导学生，希望他少走弯路，但他当时是听不进去的，要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在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才醒悟、才后悔。并且，前人的后悔常常无法唤醒后来人。每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一段段自己的人生路，甜也罢、苦也罢，都是自己的造化，一切刚刚好，外人为他加不了，也为他减不了。 9. 随着学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年轻的心理学人想在学界生存发展，有所建树，需要哪些核心竞争力？您最想给心理学界年轻一代的学生学者表达什么期望、建议和祝福？ 汪凤炎：作为一名没有什么成就的心理学者，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我有一些从良师益友身上观察来的间接经验，可说出来供年轻人参考：做学问，最核心的竞争力自然是原创力。因为学术只讲原创，没有原创的科研成果，无论数量有多大，均无法推进学术前进，自然也写不进学术史，哪怕是分支学科史。原创从何而来？概括起来，无非是四个来源之一：自己的奇思妙想、触类旁通、深入观察或实验。这就要求学人要从内心真心热爱科研，真心诚意投入科研，假以时日，自然“心诚则灵”，而不可出于“贪”或“怕”的心态去学习心理学或从事心理学研究，换言之，虽然可一时基于外在强化去学习、去做研究，却不能老是基于外在强化去学习和做研究，而是要出于真心热爱心理学，才去学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做科研，也不可老想着“弯道超车”之类的“好事”。须知，别人并不笨，咱们并不比别人更聪明。在科研上，“笨功夫”可能是最有效的，“巧功夫”或许能受益一时，却往往无法受益终身。所以，《老子·第二十二章》说得好：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 10. 中国的心理学未来走向何处？您对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哪些厚望？ 汪凤炎：中国的心理学未来走向何处？这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变量，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无法做出准确预测。不过，当今世界心理学发展出现了两种明显趋势，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或许可从中获得一些启迪： 一是向脑内发展，想方设法打开大脑这个“黑箱子” 。概要地说，随着高科技的不断向前发展，带来研究仪器的不断改进，大量高、精、尖仪器不断被制造出来。高、精、尖仪器的出现，又导致眼动仪、事件相关电位（ ERP ）、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 ）等技术不断成熟，这为心理学研究者逐步揭开大脑这个“黑箱子”提供了技术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认知神经科学更如火如荼地兴旺发达起来了。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具备生理学、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多学科背景知识的心理学研究者汇聚一堂，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探索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 二是向脑外发展，千方百计解开弥漫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的“文化谜团”。 简要地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人们往来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便捷，整个地球随之变成了“地球村”。在“地球村”的背景下，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人际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人们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心理学知识，以便自己能更方便、更妥当地与来自不同文化圈里的人进行沟通与交流，而不至于因不熟悉对方的文化心理而“犯忌”。正由于此，越来越多具备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背景知识的心理学研究者汇聚一堂，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探索心理的文化机制。 我相信，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会越来越强，科研条件也将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之后，其心理需求、精神需求也会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化，相应地，人们对心理学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并且，随着社会治理、人工智能等朝着更高水平方向发展，对心理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从外部推动中国心理学更好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率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再加上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经济能力给子女提供留学支持，将有越来越多受到良好专业训练的年轻研究者加入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专业队伍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必将从内部推动中国心理学更好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