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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反对中小学读经?

胡适(1891—1962),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1946~1948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儒家经典正式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当时,无论是最高学府太学,还是低等学府县学,都是如此。虽然两千多年时间里,科考制度一变再变,但其出题的主要依据却从未改变,一直到清末,都在使用儒家经典当作出题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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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统治者都在利用科举考试,实现控制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


宋代以后,科举考试逐渐将朱学收录进考试题目当中,随后,更是统一了格式——八股文。在这种范式下,应试的人们只能代圣人立言,但不能进行自我创新。这时,攻读经书已彻底成为了学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唯一方式。


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以及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必然已经被诸多学者进行了注解和考订。但无论是汉代、宋代,亦或是清代,儒学大师们对儒家大师的理解才能过来都是不彻底的,一直处于似懂非懂之间。


导致历代科举考生往往凭借一家之言,去参加考试,去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学子们在读经时根本就没有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解,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深刻理解儒家经典的底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与自己的朋友谈论经学时,曾说道:《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见,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


而在胡适看来,大部分儒学大师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要更浅薄一些。因此,他认为,如今的学生们不应该再去读经,尤其是考试题目更不能以经学作为考试的依据。


胡适说:“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


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重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胡适认为,经书必须经过科学有效的整理才能避免以讹传讹这种尬尴情况的发生。很多学者都认为经学难懂难学,高深莫测,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和来源,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揭开经学表面的神秘面纱,我们看到的并无任何神秘可言,所以它只能成一家之说,而不能成天下独尊之术。


胡适曾在演讲中这样说道:“尊经一点,我始终深以为疑。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为人模范?


在胡适看来,即使社会上的人都熟读了儒家经典,但在他们人生观上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他认为,熟读儒家经典对社会的进步没有太大的帮助,起不到有效的助推作用。他说:“三五百年前的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曾何补于当时的残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


最令胡适反感的是,一些政客总是鼓吹尊孔读经可以唤醒国民自立自强的意识,培育国民的人格,增强国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信心。就此,胡适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所谓的人格,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生活习惯

,以及行为秉性。而信心,则是人们敢于面对未来的勇气。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新旧势力不断更迭,中西思潮加速融合,国家的开放和众多外国人士的涌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行为习惯,因此我们不能单一地认为,国民的人格是某一个势力或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造就的。


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被新思潮所充斥覆盖的世界,新晋的领袖式人物往往具备了远超以前领袖人才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思想往往要比之前的更透彻,其所掌握的知识也要更丰富一些,尤其是行为,相较以前要更为开放。


比如,我们可以拿孙中山先生和曾国藩进行比较,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性格和行为差异。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人情世故的处理上,奉上驭下的掌控上,孙中山先生要远逊于曾文正。然而在知识的丰富程度上,见解的大胆独到上,气魄的雄伟宏大上,这位治世能臣就远不如那位革命领袖了。


胡适说:“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过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适所说的这一论断,包含了多层涵义,他既指出了新时代对伟大人物的影响,以及旧经学不足以为新时代的领轴人物提供足够知识内容,又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的对比强调新时代的领轴并不是通过旧经学的培养造就的,而是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并且可以做出对社会进步有大益处的划时代人物。


胡适认为,民国时期社会产生的历史性进步(比如,八股文的废除、封建统治的推翻、教育方面的革新、杜会风俗的改变等).都没有借助儒家经典的力量,而是依靠新文化的带动和人们自己的努力而实现的。胡适告诫那些尊孔读经的政客们,“开倒车永远不可能成功,只会越来越落后。”


既然尊孔读经不能为这个处在动荡和发展中的时代造就出代表性人物或者领袖性人物,同时又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甚至当代的专家学者对经书的研究还处于一知半解的阶段,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让中小学读经,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可笑之极的行为。胡适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强烈讽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


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民政府中,总是有人一直鼓吹读经的重要性。如,当时广东的大军阀陈济棠就在自己的辖区大力倡导学生们读经。他认为,学生们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为人处事的良言妙语。甚至有些军阀还拟定了具体读经的可操作办法,要求学生在中小学时应该诵读《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


等上大学之后,再选择其他合适的儒家经典去详加研习。这些军阀对经书一知半解,甚至是没有任何认知,尤其是无视中小学课程的繁重,一味地为他们增加学业负担,十分轻率地将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儿童的教育课程看作是他们可以任意操配的无关紧要的事情。


正因为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出于对儿童身心健康以及今后的有利发展,胡适才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极力反对中小学读经的。他曾这样阐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研究得出的可行性建议:“我们绝对的反对中小学校读经。这是三十多年来教育家久已有定论的问题,不待今日再仔细讨论。


小学一律用国语教本,这是国家的法令,任何区域内任何人强迫小学校用古文字的经典教学就是背国家法令,破坏教育统一,这是政府应该明令禁止的。何况今日的小学教员自己本来就没有受过读经的教育,如何能教儿童读经?”在他看来,如今儿童们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学习与生活无关的东西。他在反对中小学盲目读经的同时,又对读经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果有某些学生酷爱经传,那么可以培养他们向这方面发展。可见,胡适对读经的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在坚持反对中小学读经的大前提下,认为中小学可以选取那些经过专家解读,并且具备完善的今义的文字进行阅读和学习。这跟那些刻意反对白话文、尊孔读经的顽固派相比,无疑要进步很多。胡适认为,那些尊孔读经的学者,都将成为历史的抛弃者,无疑要进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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