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谢宇等死刑复核案件，建议死刑案件都应精神鉴定

北大学生吴谢宇，因为弑母二审再次判为死刑，让人感到震惊和惋惜，也有人对他丧失人伦的做法感到愤怒，认为罪有应得。

吴谢宇杀害母亲的动机是什么？此案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值得人们反思。

用正常人的思维，几乎无法理解。因为人所追求的名利，在他的动机中都看不到。

名，杀母之名，那真是亿万人唾骂。

利，她母亲总存款，不到1万元。他只要从北京大学正常毕业后，薪酬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很多人认为吴谢宇精神有问题。

但一审时，吴谢宇本人认为没精神问题，拒绝做精神鉴定。

二审时，其辩护律师提出要做精神鉴定，却被公诉方和法院否定。认为吴谢宇是经过预谋后作案，过程逻辑清楚，杀害母亲后，还有意识地去清理现场，这些行为都能说明他完全有刑事行为能力，没有做精神病鉴定的必要。

而我认为，吴谢宇案在杀害其母亲的案件本身，证据是确凿的，无可非议。但他患有精神障碍的概率是很大的。只是他所患的是，人们较少关注的惊恐障碍（急性焦虑发作）、延长哀伤障碍，导致了抑郁症，和妄想综合症，从而引发了扩大性自杀。

术业有专攻，公检法部门毕竟不是司法精神鉴定机构，而司法精神鉴定是专业性很强，又很复杂的。而是不是有精神问题，由司法精神鉴定机构出具权威报告，更能让人信服。

而死刑是要剥夺人的生命的重刑。在我国也强调少杀，慎杀。

所以我建议：包括吴谢宇在内的，所有死刑嫌疑犯，如正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的叶诚尘案，劳荣枝案，均应进行精神鉴定。

很多主张“以恶制恶”，希望判处死刑以后快的的人，可能会认为我这是为他们找脱罪的借口，借以逃脱死刑的处罚。

而我希望的是，程序正义，罪刑相当。保障弱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其实就是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

有些人担心，如果随便就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精神问题，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装疯卖傻，逃过制裁。

其实这种担心是对司法精神鉴定机构，缺乏了解和信任所致。

首先，司法精神鉴定有严密的程序保障，其次，它的评定量表中，是有加入测谎题的，也就是说你要是胡编乱造，装疯卖傻，就会触发其中的选项，就可以识别出无效样本。所以，网友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而真正让人担忧的是，真正有精神问题的人被忽视。

下面，我对吴谢宇案从心理学上进行分析：

一、被隐瞒的环节

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要从吴谢宇的妈妈谢天琴说起。

吴谢宇的爸爸--吴天坚因患有肝癌离世后。谢天琴，迟迟走不出丈夫离世的哀伤。对吴谢宇带来的影响，也是长久而巨大的。

只是，吴谢宇不愿把母亲的负面形象，公之于众，故意隐瞒了母亲有严重心理问题的这一环节。希望帮她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

也正是其母亲有心理问题，同样有心理问题的吴谢宇，才产生了要“自杀“，并用哑铃棒砸死母亲，帮母亲“解脱”的荒谬的想法和行动。

但是，杀害母亲以后，等他要自己“自杀“时，他却 “害怕“了，“清醒”了，还希望在死前，有些仪式感。希望满足自己未尽的“愿望“，如去寻找性工作者……

在这过程中，可能是出于被害妄想，或许是出于要满足自己未尽的“愿望“，需要资金，他还骗取了亲戚们144万多元。

吴谢宇试图掩盖的母亲的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实从谢天琴遗留下的日记中，可以一窥端倪。

谢天琴在2011年9月27日的日记写道：

 “……志坚，你的死给了我太大的震动，失去了爱人，一个女人的生存变得如此艰难，尤其是精神的，这是任何的物质所无法弥补的……只是心有牵挂，不放心我们的儿子，我才不至于很快放弃生命……”

在另一篇日记中，谢天琴承认自己“心理不太正常”，并再次流露出轻生想法：

 “志坚，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

“志坚，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现在的我无法正常了，除非跟随你而去。志坚，我困惑，我该不该去找你，你会等我吗？”

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吴谢宇爸爸去世后的两年时间里，她一直深陷在悲伤之中，不可自拔，甚至多次流露出有轻生之念。

在丈夫在世时，她焦虑；丈夫去世后，她悲伤。

她的这种悲伤表现，不是正常的哀伤，而是延长哀伤障碍。甚至导致了她严重的抑郁症。延长哀伤障碍与抑郁症的共病率较高。它会表现为持续悲痛、过度怀念、情感失调、严重的自责、失去自我。

丈夫离世，儿子外出求学，一人独居，加上社交关系缺乏，让她对丈夫情感上的依赖显得更重，这又让延长哀伤障碍的症状变得更严重。

持续性复杂哀伤相关障碍，通常可被诊断为适应障碍。

她自己也知道需要去找心理医生，但是，种种原因，她可能并没有去。

这种病态的心理，郁结在心，也一定会表现在外，并对他人产生负面影响，而吴谢宇首当其冲……

虽然一审开庭时，吴谢宇否认了父亲的去世，对母亲有什么打击。只是淡淡地说道：“她只是有些悲伤，我妈妈的一切表现都是完全正常的”，“是我自己过度解读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一点点悲伤，用得着要用死来“解脱”吗？

吴谢宇的自述材料中说道：“内心最深处、最根本、最强烈的动机，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最好的老师……’”。

吴谢宇是很在乎公众的看法的。如他会问，大家是不是把他看作十恶不赦的人。

当然，对于一直想要维护其母亲形象的他来说，有些事情，他当然会是隐瞒的，他不想让公众知道。

“我妈妈是绝不能被怪罪的，一丁点都绝不行的！”

他也想塑造他父母的感情“非常好”的形象。

在一审法庭上，他说，“我没见过他们吵过，在我的认知里，他们就象杨过和小龙女一样。”

事实上，吴谢宇的姑姑说，在她照顾弟弟的时候，弟弟那时状态已经很不好了，起不来，喊姐姐扶他一下。谢天琴都会不让，而且是大喊着反对，“你这样宠他，他以后自己怎么起？”

所以，谢天琴在家的时候，大姐从来不敢扶吴志坚。

“我那时觉得很委屈，一切都被约束，没办法待了。

谢天琴的的弟弟也提到，姐姐确实性格不好，除了看书什么也不干，与周围的人融合不了。

所以说，此前，吴谢宇试图掩盖了母亲的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这一切，可能是悲剧的真正原因之一。

吴谢宇称，父亲的去世，是 “关键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他和母亲“一步步踏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之途”。

二审的法庭上，吴谢宇最大的变化，是由把妈妈描述为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妈妈，到表示“我的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

吴谢宇很看重自己和母亲的名声，“我既要保全我的母亲，但又没办法解释：这么好的母亲，为什么会教出一个杀人犯的儿子？但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  

“父亲去世后，妈妈的很多行为让我很难受，很孤僻，她拒绝所有人的关系。我觉得她很痛苦，她让我很自责，是我让她这么痛苦。”

正因为谢天琴深陷丧夫的悲痛之中，才造成吴谢宇想帮她“解脱”的错误想法。

二、吴谢宇的心理问题探讨

作案动机是我们观察刑事案件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作案动机，可能结果完全不一样。

如交通事故也会致人死亡，如果不是醉驾，可能判处的刑罚并不严重。而故意杀人，因为杀人的动机不同，可能就会判处死刑。

吴谢宇的作案动机，让人费解，一直是个谜。

一审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吴谢宇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其父病故后，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失去意义，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杀害谢天琴的念头。”
    可是，天之骄子，有着大好前程的北大学生，因何会“悲观厌世”呢？

他又为什么要主动引导亲戚，发现命案现场呢？

他曾与女友赴香港游玩，为什么不趁机逃亡呢？

……

谜团太多，律师认为吴谢宇有精神病家族史、作案动机模糊、行为异常，要求作精神鉴定。

1、吴谢宇的精神病家族史，很让人关注。

吴谢宇的二姑吴志梅，在20多岁时罹患精神分裂症，终身未婚，如今仍住在精神病院。

吴志坚的异父同母的妹妹，从小即患有智力残疾，生活难以自理……

2、从小的经历，让自卑深植于心。

在看守所写给舅舅的信里，吴谢宇提到： “我幼儿园时最深的记忆，就是因为我脖子上长的“很脏很难看”的东西，而被嘲笑、疏远、看不起”。

后来，自己又被哮喘“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性格中那根深蒂固的悲观、消极、绝望的负面因子，恐怕就是哮喘在我心里种下的。”

吴谢宇从小可能还遭受了很严厉的管教。在逃亡期间交往的女友刘虹（化名）说道：有一次，她曾发现吴谢宇拿棍子打自己的腿，“打得还挺重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的爸爸小时候就会这么打他。他的腿上的一小块疤痕，据他说，是小时候做错事情，被爸爸烫伤的”。

严厉的管教下，人会降低自己的自尊，会产生丢脸、屈辱、恐惧、痛苦、愤怒，焦虑等等情绪，表面会变得服从，但会增加对自己的否定，从而会减少成功的快乐感，从而变得自卑。

吴谢宇的自卑感，没有因学习成绩好而得到消除。他认为自己只是一部“考试机器”，“除了会考试之外一无是处”，即便是其最擅长的考试，他也认为“别人一想考就能超过我”。

3、蹊跷的“濒死感”

吴谢宇的身体，曾经出现过二次“濒死的”“致命的问题”。

一次是高考冲刺阶段：

“我开始出现心慌、心悸、心绞痛，甚至出现‘濒死感’，我一次又一次觉得‘自己马上要猝死’了。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认为是‘左心房窦性心律不齐’，医生说不是大问题，但我不相信，我感觉‘我心脏快报废了，我也许很快就要猝死了’。”

“心脏出问题后，我精力大不如前，考试都会头晕、耳鸣、注意力很难集中，排名开始下滑。幸亏之前已有自主招生60分才上了北大。高考考砸，我对自己极度失望，我觉得我输掉了此生最大的战役。”

高考结束后，吴谢宇住院了。

多年以后，吴谢宇在写给曾去照顾他的姨妈的信中说，其实当年他的心脏并没有大问题，他是得了“疑病症”，并且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另一次，是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 “濒死感”又反复出现，他因此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吴谢宇的大学室友，对此进行了证实。他曾有两次，半夜自己去校医院的经历，一次是由于哮喘，一次是由于心脏问题。

其实，他所说的心脏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心脏问题，很可能是急性焦虑发作，也称惊恐障碍。

惊恐障碍，也会出现胸痛、心动过速、心跳不规则的类似心脏病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诊为心脏病。

窦性心律不齐，并不会出现感觉就要死了的窒息感。

急性焦虑症病发时，病人会突然觉得快死了，浑身出汗,四肢无力，甚至动弹不得。

吴谢宇的发病，第一次，很可能是高考焦虑引发的急性焦虑发作。

有人说，他一个学霸，高考怎么会焦虑？

高处不胜寒，成绩好的人，一样会有常见的高考焦虑。每个人的期望不一样，对于一个一心要拿第一的学霸来说，会担心考不考到第一，所以，是可能会引发焦虑的。

第二次，很可能就是担心他妈妈的心理状况，再次诱发了他的急性焦虑发作。

 “我感到越累越恐慌，觉得我与妈妈，都像是落在水中却不会游泳的人，拼着命想救对方，却在徒劳无望的挣扎，越陷越深，最后一步步走向绝路。”

4、延长哀伤障碍

父亲去世之后，吴谢宇更加自闭，很可能也和妈妈一样，患上了延长哀伤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问题。  

吴谢宇写给亲人的信里，披露了自己的心理想法，“我愧对爸爸妈妈，我不敢面对我没了爸爸的现实，我懦弱可耻地逃避，我躲到了妈妈背后，爸爸办丧事那几天我心如死灰，痴呆木讷仿佛活死人，我就想木偶人般跟在妈妈后面，我让妈妈一个人去给爸爸办丧事，一个人去面对那最沉重、最可怕、最痛苦的一切，我一点忙都没帮上。就连那天送爸爸去火化，我还不肯面对现实。”  

抑郁症患者，有时会伴有妄想综合症，所以，他会认为妈妈不想活，爸爸的死，都是亲人、朋友见死不救造成的。

他在写给舅舅的信中称：

“我总在疑心，别人家里都有爸爸，而我爸爸死了，所有人都看不起我们孤儿寡母了，于是我心中就算有再多疑虑,也不敢去问了，我心中哪怕有再多痛苦,也不敢去找任何人,试着倾诉哪怕一句了，因为我总疑心恐惧。”

加上同样非常悲伤的妈妈的影响，让他形成了长期的阴影和压力，自己的内心世界很孤独。

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期，他心理状况发生了更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抑郁症患者，都会出现的意志活动减退，如不愿和人接触交往，整日卧床，闭门独居等。

大三下学期，吴谢宇室友就说，他曾出现各种反常行为：

他在床铺周围装上了床帘，“回到宿舍，就喜欢一个人躲在床上，拉起帘子，大家都不知道他在里头做什么”。

他也出现了睡眠障碍，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父亲去世5年之后，他出现了心境低落，兴趣减退的情况，开始变得厌世，悲观绝望。他终于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生死的临界点”：

“我心中‘生的乐趣、生的动力、生的意义’降到了极低水平，而‘死的理由、死的念头、死的冲动’已壮大到极强的地步，‘生的力量’已被‘死的力量’彻底压倒。从小，我就天天问自己哈姆莱特那个沉重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到这一刻，我告诉自己：‘是时候了’。”

多次尝试自杀未成后，他决定先杀死妈妈，让她“解脱”，再伺机“自杀”。

过度的要求自己完美，当自己做不到时，就会萌生“我是无能的” 这个负性核心信念。

大二时，吴谢宇曾想学习“戒除手淫”，坚持了四十多天，还是功亏一篑：

“这一次的失败，让我觉得我自己的意志力，是如此的薄弱，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这一次的失败，也对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是我后来萌生轻生念头的导火索。”

延长哀伤障碍、焦虑、抑郁这些共病杂合在一起，让吴谢宇产生了复杂的心境。

而我们国内对心理问题的忽视，没有对他的悲剧的发生，产生一点点的阻止的作用。

甚至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都没有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足够的重视，是让人很遗憾的。

5、扩大性自杀

扩大性自杀，也称为“怜悯性杀人”。

有些抑郁患者，在严重的抑郁情绪下，悲观厌世，有着强烈的轻生的想法后，可是，又放心不下自己的亲人，为了免除亲人的痛苦，会先将自己的亲人杀死，然后自杀。

假如说，吴谢宇也”自杀“成功了，你就会发现我上面的推测，是合理的。

而吴谢宇却在”自杀“前，因为种种原因，终止了”自杀“，所以，你会觉得疑云重重。

其实，你仔细看看吴谢宇的自述，就可以发现端倪的。

大三上学期时，他每周都会跑到北京一座大厦的18层，他想像张国荣一样，从18层楼上一步跨出去……就能到那个世界去找爸爸了”。

他最终没有跨出去，自述材料中如此解释：“每天晚上十点都要给妈妈打电话，雷打不动，这电话才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比读书考试还重要一万倍。现在时间到了，我要给妈妈打电话了，所以我还不能死，我死了妈妈怎么办？”

他也曾想过与妈妈一起自杀。但是，他怕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后，她会无比失望，无比的痛苦和愧疚。会认为是她没有教好小宇，没有带好小宇，才让我竟会有这般消极、阴暗、极端的轻生念头，她会觉得对不起爸爸。

2015 年吴谢宇和妈妈提过一次想自杀。妈妈回了一句：“你想自杀？那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想死。如果你要自杀那不如我先死。” 

2015年初，他推测，摆在自己和妈妈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他死在妈妈前面；他和妈妈一起死；他死在妈妈后面。

他脑海里翻来覆去的故事中，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患了癌症的，自闭症孩子的母亲，担心自己死后孩子无人照顾，她用枕头闷死了孩子，然后上吊自杀。

 “既然我和妈妈都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都只想去那个世界找爸爸了。那，就让我来做吧，我先让妈妈走，然后我再走。”

吴谢宇称，“这念头一产生，我吓坏了，但，我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的想、一遍又一遍的‘推导’，只觉得我们已无路可走，我们只有死路。”

6、未完成的自杀

吴谢宇多次谈到自杀，但却没有真的自杀。

我认为他为什么没有完成 “自杀”，在于他追求的自杀的仪式感，让他还没来得及自杀。

很多想要自杀的人，都希望自己最后一次能体面地离去，还能完成一些自己未竟的愿望。就象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多人跳崖自杀一样，他们千里迢迢地赶到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去走最后一程。

吴谢宇是一个很在乎仪式感的人。

他多次爬上在北京一大厦的18层楼，原因是就是想效仿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18层楼跳下去。他在乎18这个数字。

他选择7.10日杀死了他的妈妈。因为他的生日是10.7日，倒过来就是7.10日，有着某种纪念意义。

他还想要最后一场“爱情”，但因为他可能太急于“自杀”了，等不及正常的谈恋爱，所以，就急急地和性工作者，谈起了“恋爱”，甚至幻想着花20万元，把她娶回家？但他的家在哪？

在2016年，吴谢宇还和“女友”刘虹，去香港玩了三天。他去香港后完全可以不回来。

看来，吴谢宇在杀母之后并没真正打算逃跑。没想到给自己一线生机。

他选择了除夕这一天，暴露自己的罪行，迎接自己的“死亡”。他在这一天主动向亲友发短信，谎称他和母亲从美国回来，要他们去福州接站。几天后惨案暴露。

他为什么要主动暴露？

吴谢宇事后的解释是：“我觉得我妈一个人放在那边（被杀害在家里）太惨了。”

此时他杀害妈妈半年多，按他的说法，他几次准备自杀，但却缺乏勇气，最终因为害怕而放弃。

他做的局，是一个注定会被发现的局，是一个必“死”的局。

布置各种摄像头，想的竟然是，在别人发现后，自己能够及时选择“自杀”时间。

一审时，律师几次提议他做精神鉴定，他都明确拒绝。  

要知道，此前，他曾多次想到北京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进行心理咨询，只是莫名其妙地，担心妈妈会失望，而没有去。但由此也可以知道，他是明知自己的精神是有问题的。

也许，吴谢宇从未想过要全身而退。

自杀也是要有勇气的。

有些人会相约自杀，但当同伴自杀后，自己却取消了自杀的行为，这种现象，不是很多吗？

或许，吴谢宇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突然放弃，让扩大性自杀的认定有了一定难度。

或许，是人人都具有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让他在二审法庭上，展现了他的求生欲，他才希望免死。

对于希望自杀的人来说，判处死刑，是他们求之不得之事，省得日后诸多麻烦和苦难。

三、司法精神鉴定

辩护人辩称：吴谢宇在案发时，重度抑郁症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作案时辨认、控制能力下降或丧失。 

辩方同时认为：吴谢宇有家族精神病史，应予司法精神鉴定。

但检方认为吴谢宇的两位父系亲属，分别患有精神分裂症，以及智力障碍，是外力刺激所致，而非家族遗传，否认吴谢宇具有精神病家族病史。同时，检方认为，吴谢宇杀人时认知清晰，目标明确。

现在的规定，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有医院门诊、住院病历记录证明，有精神异常史的；或者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或者虽没有明确病史，但有证人反映，其明显异于常人、头脑笨拙、动作幼稚、有抽搐史等的，再结合行为人的目的、动机、方式、过程有悖常理，应当启动精神病鉴定。

然而，这种判断未免漏洞太大。

1、一方面，行为人有医院门诊、住院病历记录证明，有精神异常史的这一条，就有很大漏洞。因为我们国家，很多有精神病、或者心理问题的人，就医率不高。中国精神卫生调查（以下简称CMHS）项目结果，公布的数据表示：中国有超过1亿人受到精神障碍的困扰。目前国内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仅9.5%，治疗率仅6.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并没有得到治疗，那90%多的真正有精神问题的人，可能都没有就医记录，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

2、另外，还有可能有误诊。如吴谢宇因心脏问题，到医院就诊的二次，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惊恐障碍，被误诊为心脏疾病的，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过的，只不过如要确认，吴谢宇需要进一步进行精神鉴定。

另一方面，家族精神病史，同样原因，也可能被漏诊，被误诊，被贻误诊断的，从而就没法认定。

3、吴谢宇案的两位近亲，虽然都有受外力刺激，导致精神病症的情况，但依然不能确认，外力刺激就一定是精神病症的唯一诱因。而且两位近亲都患有精神病症，这个概率未免也太高了点。如果他两位近亲真实的均有精神病史，都予以否定。那被漏诊的家族精神病史者，是不是会更多？况且，我也没看到法律上有规定，家族精神病史者是外力刺激所致者，就不算精神病史。况且，每个人的精神病都有诱因，且都不相同，但都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史者

4、就拿重庆姐弟坠亡案中的叶诚尘来说，在二审时，她的辩护律师也提出了，她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申请精神病鉴定。

她的辩护律师，还出示了她奶奶的《救助证》、《医学诊断证明书》，和姑母的《精神病量表报告》等证据，拟证明家族有精神病史。

但法院认为：

首先，上述门诊病历等，虽诊断叶诚尘奶奶，和姑母患精神分裂症，但同时是建议二人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由此说明诊断不具有权威性。且就诊时间，均在二审立案之后，因此不能证明。

认为叶诚尘作案前后精神正常，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并驳回了精神病鉴定的申请。

重庆高院对叶诚尘家属的诊断证明，以就诊的时间，是在二审立案之后，就予以否认，似有不妥。因为，他的这个判决，强调是在二审立案之后，似乎是在怀疑她的检测机构作假一样，而这个怀疑并无直接证据，且法律上并未规定把家属的精神病的发病时间，作为衡量标准的。如果说是病历中有建议二人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的描述，那法庭可以要求她们到精神病专科，进一步诊断，而不是就此否定。

如果能够以司法精神鉴定机构，进行权威鉴定，来确认她们是不是有精神病，而不是靠怀疑和猜想，应该更合适。

因为时间问题就进行否定精神病的申请鉴定，也很不妥，很有可能是她们此前忽视了求医，或求医没有留下证据。

而且，张波在接触叶诚尘时，隐瞒了自己已婚，且有二个孩子的情况，并在第一次时，强暴了她。当她明白真相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素，是很容易诱发她的精神问题的。

5、精神问题

精神领域的问题，非常复杂，非常专业。一般人，确实难以理解和判断。如美国曾发现的有人格分裂障碍的比尔，他有24个人格。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根本就无法理解。

如日本的松永太案件中，其妻子绪方纯子遭受的精神控制问题，也会让人费解的。

我们要意识到,绝大多数精神病人,并不是时刻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发病时，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都不具有认识能力，也不是对所有行为,都丧失了自控能力，他们在一定范围,仍然有着基本的认识能力，和足够的自控能力。这让人很难分清。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数学家约翰·纳什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困扰，但他依然向学术上最高层次进军，在博弈论方面颇具前瞻性的研究，让他获得1994年诺贝尔奖。有人说，这是电影，是艺术。但这部影片是以约翰·纳什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而拍摄的。

而颇有争议的劳荣枝案，是否存在精神控制问题，也让人深思。因为其案中也颇有争议之处。同样的，此案中的动机也颇让人猜疑，因为其在南昌案中获得的赃款赃物，全部被法子英放在其妈妈和姐姐处，劳荣枝并未获得一份。世间有这样冒着死刑风险合作犯案，却不分赃的吗？是不是真如劳荣枝所说，她受到了法子英以杀死其家人的胁迫和精神控制？其心理顾问也委托律师，在最高法的复核阶段，申请司法精神鉴定了。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刑事司法中，对待量刑具有重大的意义。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除了无责任能力和完全责任能力的鉴定之外，最难鉴定的是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限制责任能力，虽然不能免除处罚，但可以从轻处罚。

如果能够从轻处罚，那对于死刑嫌疑犯来说，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正确实施，将会彰显程序正义。

精神病患者，在社会上不被尊重，属于弱势群体，社会理应对其施以更多的教化而非惩戒。

司法精神病鉴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此类群体的人权的保障。

是否是精神病？留给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来判断和决定，可能更好些。因为毕竟这是专业活，和法律知识不太一样，让专业部门来决定，会减少对真有精神问题的人，造成遗漏和错判。

现在，由于我国在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的标准上，模糊且并无强制性规定，刑事案件中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一般较难启动。

在全球废除死刑的趋势下，我们国家虽然保持了死刑，但我们也是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则，所以我们建议所有死刑案件，无需设置门槛，都应进行司法精神鉴定，设为法定的必须程序，而不需要申请和同意。

我认为这种做法会更慎重，符合少杀慎杀的原则，也符合死刑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

如吴谢宇、叶诚尘、劳荣枝案中，均存在着是否受到精神问题影响的合理怀疑。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还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冤枉一个。”这是一种法治文明的思考。

所以我建议：包括吴谢宇在内的，所有死刑嫌疑犯，如正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的叶诚尘案，劳荣枝案，均应进行精神鉴定。